神学园地
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笔下的舟山
【编辑:admin】【发布时间:2013-12-20 14:50:37】【浏览次数: 次】
□文/盛观熙
  
  基督教自公元635年(唐太宗贞观9年)由景教教士传入中国,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基督教在中国如此漫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兴衰沉浮。首次于唐朝武宗会昌五年(845年),景教因武宗灭佛运动而受到株连,消失殆尽,仅在西安留下“大秦景教碑”遗迹。元代,也里可温教和天主教也随着蒙元政治势力的覆灭而消失。明末清初,西方大批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,传教事业盛极一时,影响深远。但是,由于统治者的禁教而逐渐陷于停顿。
  明代舟山是通航日本、朝鲜的重要港口,也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埠。其时的定海、马岙、岑港以及沈家门等港口,均是日本商船待港的重要锚泊之地。嘉靖五年(1526年),福建海商邓獠杀死福建省左布政司查约,越狱逃亡海上,招引葡萄牙人来舟山六横附近的双屿港,卖通地方官吏,勾结走私商贩,大规模地进行海上互市贸易活动,其时,聚集在双屿港的国内外海商一度达数万人之众。
  葡萄牙商人先在双屿港搭棚交易、存栈、过冬,进而建有房屋,开辟海上贸易市场。据葡人探险家费尔南·门德斯·平托《远游记》记述,在六横建造了上千座房屋楼宇,其中包括永久性的市政府、天主教教堂、商店、医院等有关设施;还有由葡萄牙人担任的市长、财政检查官、司法官、议员、警官、监狱长等一系列的政府组织机构,负责治理当地的国际互市贸易。“佛朗机之来,皆以其地胡椒、苏木、象牙、苏油,沉、东、檀、乳诸香,与边民交易,其价甚平,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,如米、面、猪、鸡之数,其价皆倍于常,故边民乐与为市。”(注:林希元:《林次崖先生文集》卷五,“与翁见愚别驾书”)“其奸巧强梁者,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,利重十倍。”根据资料显示,当时居住在六横岛上的3000余人中,仅葡萄牙人就占1200余人,其余大多是南洋、西洋各国的商人,本地人仅占不到三成,每年在此的贸易额高达300万克鲁查多(葡萄牙货币----元)以上。
  双屿港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影响深远的国际互市贸易港口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《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岛》一书中,曾经把双屿港称为“16世纪之上海!”大批商人的到来,频繁的海上贸易,使得大量的外国银元不断流入舟山,并藉此进入内地各省。双屿港的繁荣惊动了明王朝的统治者,以朱纨为首的海禁派,采取了坚决取缔和打击的措施,可惜双屿港的繁荣仅仅维持了三十余年,但它推动了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,促进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,为中国早期资产阶段萌芽的滋生和成长,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  1588年,英国击败西班牙的“无敌舰队”后,迫切想与中国建立双边联系。1596年,罗伯特‧杜德雷(Robert Duddley)率领船队前往中国,并带有女王伊丽莎白致中国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信,要求准许在华进行自由贸易并予以保护,并且要求英国人在中国受到同等的礼遇。为了发展同东方的贸易关系,1600年,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,取得了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。1637年5月,英国商人约翰‧维德尔率领船队到达澳门,首次进入广州,试图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,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,但是英国人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,使得清朝地方官员终于放行。1671年,英国人在厦门设立商馆,1684年,在广州设立临时商馆,1715年,设立广州商馆,英国商人开始频繁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。
1757年,清政府由于害怕外国商人在华居住,容易滋生事端,便下令“一口通商”。颁令各国船只“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,不得再赴宁波。如或再来,必令原船返棹至之,不准入浙江海口。”虽然此项政策引起英国商人的不满,但是,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管束也越加的严格。
  1792年,为了“取得以往各国所从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得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”,英王乔治三十委派马戛尔尼(Lord Macartney)访华。1793年10月3日,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六项要求:(1)取消广州一口通商,开放舟山、宁波和天津对英贸易;(2)准许英人在北京开设货栈,买卖货物;(3)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屿让给英国,以便于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;(4)将广州附近的小岛让与英国;(5)英商货物从澳门进入广州免税;(6)英商按照清政府的税章纳税,不另外纳税。由于乾隆皇帝对这些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,马戛尔尼的访华任务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
  英国为了弥补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,一方面设法与清政府进行贸易谈判之外,另一方面无视清政府的禁令,偷偷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鸦片。到了19世纪,非法的鸦片贸易甚至超过了合法的茶丝等出口贸易总额,造成了中国大量白银外流,银价不断攀升,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。这不仅造成大清王朝国库的空虚,而且也让老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。
  1807年,英国伦敦会派遣马礼逊牧师来华传教,从此,揭开了近代基督教在华活动新的一页。但是在此之前,清政府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,因此只能够在香港、澳门等沿海一带等待时机。直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,清政府战败,被迫割让香港,开放“五口”通商,允许传教士在我国公开活动,基督教才得以在中国立住足跟,并且迅速发展壮大。
  舟山地处我国东部沿海,明清之际对外贸易几度兴衰,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。早在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,清政府就开放海禁,并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地设立海关。自宁波设立海关以来,舟山“外洋红毛诸国番船”来贸易者日渐增多。舟山是我国最早向西方国家开放的港口和窗口之一,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  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我国的活动,开始主要是集中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沿海一带,后来由南往北逐渐扩散,其中大部分传教士都通过舟山,再进入宁波、杭州、温州,直至内地。近代鸦片战争前,西方来华传教士频繁在我国东南沿海、包括舟山一带活动,鸦片战争前期主要是对浙江沿海海洋和地理的勘探,对东南沿海人文和社会风貌的考察;其次是与浙江沿海地区的清政府官员的交涉,以及传教士的传道宣教活动等等。
 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(1842年8月29日),鸦片战争以中方失败,清政府代表钦差大臣耆英、伊里布,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“康华丽号”上正式签订签订中英《南京条约》。条约共计13款,主要是赔款、割地,丧国、辱权。自此,清政府正式开放传教士来华进行传教活动。
鸦片战争时,在中国约有30万的地下天主教徒。基督教没有公开传教,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,如翻译圣经,编写字典,出版报刊等。1846年,道光皇帝下诏弛禁天主教,并且归还原有教堂及教产,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。
  鸦片战争后,来自英、美、德等国家的十余个基督教差会也纷纷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,在“五口”各大城市设立教堂、学校、医院,而主要目的仍旧是传教。1835年9月,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(Walter Henry Medhurst)、雒魏林(William W.Lockhart)与美国传教士斯蒂芬(Edwin Stevens)乘坐“休伦号”(Huron)来广州,后北上到福建、舟山、上海、山东等地,进行传教活动。
  成立不久的美南长老会,也于1867年就向中国派出了传教士。第一个传教基地选择在浙江杭州,以后沿京杭大运河逐步向北扩展,在江浙江两省具有重要影响。美南长老会在中国的着名传教士包括司徒尔司徒雷登父子,应斯理、吴板桥杜步西林嘉美钟爱华白秀生等人,均先后在浙江进行传教活动。
自鸦片战争以后,,海外各国先后派员来华者有:美国归正会、英格兰福音会、英格兰长老会、苏格兰长老会、加拿大长老会、爱尔兰长老会、新西兰长老会、复初会、约老会、基督同寅会等14个传教团体。在这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中,有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,我们不得不提,他为我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上,曾经作出杰出的贡献,留下浓重的一页。
  威廉·亚历山大·彼得森·马丁(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,1827年4月10日-1916年12月17日),汉文名丁韪良,字冠西,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,父及兄弟皆为牧师。少年时期曾在他父亲创办的一所宗教学校里学习《圣经》、拉丁文、希腊文、逻辑学和数学。上大学后,丁韪良除研读基督教神学而外,又广泛地学习了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质和机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。丁韪良所接受的教育为他以后来到中国传教、办学、办报、编书、着书和译书等多方面的活动打下了根基。1827年4月10日,受美北长老会派遣,来到中国,在中国生活了62年(1850年-1916年,期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),曾长期担任中国着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(类似今天的外交学院)的负责人,是当时着名的“中国通”。1898年起任被清朝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,也就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。在北京期间,曾创办崇实中学,(今北京21中学),并在1865-1885年任该校校长。
  丁韪良着述甚丰,根据并不完全的统计,他一生出版了英文着述8部,中文着译42部、并且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。他的英文着作中有三部主要作品现在已经被译成了中文。它们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系列的三部曲:一、1896年出版的《花甲忆记》(The Cycle of Cathay)主要是对他来华前46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结识各类人物,以及亲身感受中国社会外部生活,包括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回忆;二、1901年出版的《汉学菁华》(The Lore of Cathay)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、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,以及中国教育定位,如科举考试、国子监、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;三、1907年出版的《中国觉醒》(The Awakening of China)则是对前两部书的补充,它在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时,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1902至1907年间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,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,以及表达了对于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。丁韪良认为,只要宪政和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,中国社会注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中国的强盛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那一天也就必将能够到来。
  丁韪良曾在宁波传教10年,在宁波、舟山传教期间,常与当地官员和民众接触,深入民间散发传教小册子,并进行传教活动;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,期间还多次去普陀山避暑。特别是在普陀山期间,毫不讳避基督教与佛教两派之间的不同信仰,相互包容、共同探讨哲学理念。下面笔者在他的回忆中摘录一段对舟山当时的民风、民俗生动记述。
  我们的避暑胜地之一是位于舟山群岛的定海,那儿除了能吹到海风之外,还能经常洗海水浴。在那儿度假时,有一次我被窗外不远处的“扑通”一声吓了一跳。抬起头来,我惊恐地看到一个老头正在沉入外面一个池塘,便立即冲出去救人。看到我快要跳下水去时,围观者们哄然大笑,同时高喊“抠鱼,抠鱼!”(捉鱼,捉鱼!-----原文注)正在这时,老人从水面起头来,由于水不是很深,他站起来换了口气,把一条鱼扔进系在腰间的鱼篓以后,他又潜下水去,故意用手和脚把池塘里的水搅浑,然后在浑水中摸鱼。通过这种方法,他总是能够光凭一双手就抓到鱼,因为他既没有渔网,也没有其它的捕鱼装置。
  在华中地区的江河和运河上,可以看到的一个奇特景观就是渔民们用鱼鹰来捕鱼。人们可以看到小船上栖息着半打这种禽鸟,然后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潜入水中,而且每次浮出水面时,嘴里准会叼着一条捉到的鱼.它们脖子上套着的一个铜环使得它们咽不下大鱼,于是后者便成了其主人的猎物.另一种奇特的捕鱼方法就是把一艘小船倾斜到(上面钉有一条白色狭长木条的)船舷几乎触到水面的状态。有一种成群结队的银色梭鱼在碰到这块板时,就会跳跃过去,直接跃进船舱。我一直没弄明白,那些鱼儿的致命一跃究竟是出于恐惧,还是为了好玩。有一次在过甬江时,我看到一条个头很到的鲤鱼竟一跃跳进了渡船。对我来说,这似乎是交了好运,但船夫却怒气冲冲地诅咒这条鱼。他认定家里的某个成员死期已近。“因为如果没有丧礼要进行的话,怎么会有这样的鱼自己送上门来呢?”他补充道。
在一个中国的城镇里,晚上九点刚过,就可听到街上官府巡夜者近乎嘶哑的吆喝声,夹杂着私家守夜人凌乱的竹梆声。后者在同一时刻也开始值夜。每隔一段时间,街上的巡夜者就要重复喊一遍那种哀嚎般的吆喝;而屋里的守夜人也走到窗边敲一阵竹梆子,以便让人们知道他还没睡着。当你不在家时,你也许可能免受这种酣睡时的骚扰,但假如你的窗户上只糊了一层窗纸,并且在热天没有把窗关紧的话,早上醒来时你也许会发现柜子里少了许多衣服。
当我们住在海边时,陆赐先生(英国圣公会传教士,1848年始在宁波开始布道工作。----笔者注)有有天早上发现他的裤子不翼而飞。下午,当他穿着玛高温医生(美北浸礼会传教士、医生,道光二十三年到达宁波,成为第一个至宁波传教的传教士。次年,英军占领宁波、上海。他在城区北门开设诊所,1874年诊所发展成为大美浸会医院,1915年改名为华美医院,1951年10月,定名为宁波市第二医院。在宁波期间,玛高温曾经多次来舟山传教,并且医治百姓的疾病,受到广大老百姓的称赞。1893年玛高温逝世----笔者注)的裤子出现在海滩上时,他那长腿套短裤头的样子十分滑稽。有人评论说他的双腿渴望得到它们原有的裤子,所以拼命想钻出来寻找后者.我知道有一位香港总督从长城回来时也穿着有身缩手缩脚、向别人借来的衣服,并且感觉他的旅行因自己在一家中国旅店内被盗而显得别有风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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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传教策略上,丁韪良主张“孔子加耶稣”,跟利玛窦合儒、补儒终至超儒的路线一致,在祭祖、拜孔问题上态度开明。不过,与利玛窦不同的是,丁韪良对佛道亦持开放态度,甚至认为佛教是“为基督教作准备”。这相当于今天温和的“包容论”。他对佛教的认识,超出了先前传教士斥之为“偶像崇拜”的水平,而看到其与基督教同为“宗教”的一面,如对于至高者和灵魂不朽的信仰,对于信、望、爱的价值执着。当然,对诸如中国人风水星相一类的迷信,丁韪良也总是忘不了在书中巧妙地予以讽刺。 
  就丁韪良的思想而论,他很看重中国的佛教,主张进行对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,以便把佛教当作传播基督教的阶梯。他认为,佛教不仅为外族信仰传入中国开了先例,并且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,而且还为基督教基本信条的传布铺平了道路。因此,丁韪良这在他的着作中曾经有过生动的描写。
  在舟山的东面,隔着一条狭窄的海峡的对面,就是佛教圣地普陀岛。就像古时候的艾欧纳和现今的圣山那样,它完全是僧侣的领地,当地的妇女不准以任何借口住在岛上。然而,这一条戒律并不适用于外国人。当宁波城里酷热难当时,我们就会携带妻子上岛躲避一阵子。有一次在我们离家之前,宁波的气温竟连续三天高达华氏106度。
普陀岛的周长约有九至十英里,其中最高的佛顶山高达三千英尺。在一个位于小海湾、面对一片海滩的寺庙里,有一座高大的殿堂,殿内的柱子上雕刻这飞翔的巨龙。和尚告诉我们,这些柱子来自南京的九龙宫,是大约五百年前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,作为供品送给寺庙的礼物。
  在该寺庙一处可以俯瞰海景的厢房里我们住了下来,房间里面放置这一个观音菩萨塑像,它是该圣岛的守护神。和尚允许我们在菩萨头上罩一块白布,以便我们的隐私可以受到保护,或者说神龛不至于被世俗化。寺庙里的那些和尚,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非常乐于通融。当一位和尚来看望我时,我为在餐厅里接待他而向他表示歉意,尤其是因为餐桌上的一块肉还没有被撤去。“只有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才会被这样的事情所冒犯,”他他睿智地回答说,“事物并非它们的外表所示。我们只知道它们的非本质属性,但却不知其实质。”在回访这位具有哲人气质的和尚时,我无意地对他屋里的一尊镀金佛像表示赞赏,他马上就把它从玻璃基座上拿下来赠送给我,并且接受了我的一元钱作为回报。装佛像的盒子里还有刚烧过的香灰。
  白天的时候,我们就去爬山,或是在海滩游泳;到了晚上,我们站在海边一边呼吸着海风,一边欣赏闪烁着粼光的海浪汇集成一长排熊熊燃烧的波涛.正是由于这种在中国东海堪称最佳的自然景观,使得普陀岛享有圣岛的盛誉。它为观音菩萨乘坐一艘熊熊燃烧,但却不会被火舌吞噬的火船来到此地的传说提供了来源和色彩。
  在普陀山的另一边是陡峭的悬崖,突出于被海浪冲击而成的一个洞穴之上,人们相信它们是在用摩揭陀语言中的一个音节在称颂着佛祖,故而这个洞穴被称作“梵音洞”----即巴利语回音之洞。这个虚构的故事使此地成为一个神圣的佛教圣地,以致它经常成为一些宗教狂热分子自杀的地点。每当遇到罕见的大旱时,常会有人在此舍身求雨----按其发下的誓愿,从悬崖上跳入沸腾的旋涡里。全中国的龙潭里几乎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在宁波附近雪窦寺落差有五六百英尺的瀑布处也有这样的祭祀品。这些人都是自愿去死的,但在中国还有另外一种拿人作为祭品的典礼痕迹......。
  1855年,我们在普陀岛的度假因海盗的出现而提前结束。舟山群岛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海盗的侵扰,就在我们坐船离开那儿的时候,还看见了一伙海盗在附近一个岛上的渔村里搭台演戏,祭祀菩萨,以庆祝他们捕获一艘运载蔗糖的平底帆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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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丁韪良主张发展世俗教育影响中国,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。1850年,丁韪良被派往鸦片战争后开通的口岸宁波传教。宁波传教团是1844年建立的,办有几所学校,有自己的教堂和几处传教点。丁韪良初到之际住在城外传教团里,但是他倾向接近老百姓,搬到了城里。他积极学习宁波方言,六个月后开始用宁波话传教。他还制定了宁波方言的罗马字母拼写法。1851年他跟别的传教士一起组织了一个社团推广这种宁波方言字母。一年半以后,他用这种字母写了第一首赞美诗。同时他也开始学习汉字。在五年的时间里在繁忙的传教活动中读完了九部儒家经典。 
  由于在城里来听他讲道的有不少读书人,他感到有必要针对他们写一本传教手册。《天道溯源》就是这么写啊八毫微八微月吨六日五五日55出来的。这本书影响很大,再版一次,经过9次印刷,出过11个日文版本而且有10本根据该书编写的日文传教手册。此外,丁还编写有另外16种传教书籍。 
  丁韪良在宁波及周围城乡进行传教,教他官话和宁波方言的老师皈依了基督教。宁波方言老师的家人也信了教。他还把他的印刷工及其他朋友感化后参加了教会,这些跟从他的虽然有的是出于经济原因,但大部分人是由于信仰。
 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,他收集了有关天平天国的资料,据此上书美国政府,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帮助清廷镇压农民运动。他写给美国政府的信中还预言说清政府不久将垮台,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对中国敌对各方势力分而治之,在这个问题上,他显然是相信了洪秀全是个基督徒,而对他抱有希望。 
  1858年,丁韪良离开传教工作,到美国使团担任翻译,协助中美条约的谈判事宜。虽然当时他从事的是非宗教的工作,但是,他并没有忘记借助中美条约为基督教传教创造条件。他和卫三畏(Samuel Wells  Williams)在中美天津条约中,加进了保护中外基督徒宗教活动的条款。 
  1862年,丁韪良从美国休假回中国后,着手翻译一部国际法,中文名定为《万国公法》。书稿呈送给总理衙门恭亲王。恭亲王说服皇上派人协助丁韪良修改译稿并付梓出版,这是中国首次引进的国际法。虽然丁韪良在北京也试图传教,但是他的收效甚微。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翻译外国科技、战争法、国际法、政治经济学等着作上。他甚至想办法把翻译的科技书籍送到皇上手里,他的目的是想从上至下地推动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变革。 
  1872年到1875年,丁韪良负责编辑《中西见闻录》(The Peking Magazine)月刊,向中国读者介绍国外见闻。该刊物的宗旨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。1861年,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的时候,也建立了第一所官办翻译学校----同文馆(清代翻译出版机构----笔者注)。1869年,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。在丁韪良任下,该校课程设置趋于完整。虽然该校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主,丁韪良要求学生必须研习儒家经典。就连汉代算学也和西方数学一起教授。义和团运动导致当时的京师大学堂遣散外教,丁韪良失业。后应张之洞邀请,到武昌协助张之洞筹办大学等方面的工作。 
  丁韪良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有希望接受基督教的国家。1900年,他写了回忆录《花甲回忆: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》。在涉及义和团运动时他虽然不乏愤怒失望之情,但是仍然表示对中国的信心。1906年,他写了《觉醒的中国》(The Awakening of China),在该书前言中他说中国的变化使俄国的变化相形见拙,还说中国的变化将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,历史最悠久,思想最保守的国家带来全新的变化----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,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位伟人的预言在已经实现!
  丁韪良最后十年在北京担任长老会荣誉传教士,由于他对中国晚清的改革贡献甚多,87岁生日时,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门送去一副对联表示祝贺,横批为“学海耆英”。当他以90岁高龄在中国去世时,黎元洪总统称赞他为“泰山北斗”。在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,参与中国改革之深,服务中国时间之久,无人能出丁韪良之右,难怪历史学家常常把他比作19世纪的利玛窦。
“  我们可以忘记过去,但决不能否认历史。”
    参考书目:
    1、[美]丁韪良着:《花甲忆记: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》,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5月出版。
2、[美]丁韪良着:《觉醒的中国》,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3月出版。   
3、[英]施美夫着:《五口通商城市游记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。
4、The Siege in Peking, China against the World: By an eye witness (1900)《北京被围目击记》。
(作者:基督教舟山市两会办公室)